拆迁律师

农民是种地的人，地不能移动，庄稼也不会移动，所以农民半截身子就像扎在了土地里，被束缚在土地上动弹不得。传统社会农民离不开土地，生于斯，长于斯；计划体制时代，农民被人为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能流动。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农村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农民越来越“不安分了”，众多的农民通过各种途径“逃离”农村，如升学形成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进城务工导致的“民工潮”……随着政府承认农民工的地位——“产业工人的一部分”，逃离农村涌向城镇就成了时髦。在中国，近些年有两种社会现象最让人揪心：一种是大学生扩招带来的“只有上大学才是人才”、“只有上大学脸上才有光”的社会心理，导致教育资源的极度浪费和教育结构失调；另一种就是在压抑了很久后的农村人口流动，如果不出去打工，会被认为是“傻子”，“连媳妇都娶不到”。由此形成了流动就业大军。与此同时，在农村形成了空壳村。我们对20个村庄的调查发现，农村老龄化程度均达到30%以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达到56岁，年龄最长者为84岁。

我们在调查农民与农业关系的问题时，包括了这样的问题：“你愿意经营农业吗？”村干部们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必要问，因为“只要有办法，谁也不愿意经营农业”。调查结果确实如此，访谈的200多人中80后的年轻人没有一个回答愿意从事农业。在什么条件下才愿意从事农业呢？调查者回答，“如果农业能让我发财，我愿意从事农业。”然而农业实在不是一个能让人发财的职业。我们对为什么不愿从事农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不愿经营农业的主要理由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业收入低

农业具有多风险特征。农业不像工业，农业自身受地理、气候，季节的制约，不同的地理区位有不同的土地资源、土壤肥沃与贫瘠的差别。气候更是个十分不确定的因素，旱涝无常，因此农业自身的风险性或脆弱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农民常说的一句顺口溜“地种瞎庄稼，怀抱死孩子”，很生动也很无奈地表现出了农业的风险性。这种风险首先来自气候与地理环境的灾害，尽管地理环境决定论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但对农业的影响和制约却是普遍认同的。地理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农业产量的高低和农业生产能否顺利进行。地理环境适宜的地区农业生产比较稳定，粮食产量高；相反，地理环境恶劣的地区农业生产波动性大，粮食产量低。中国是世界上灾害发生最为频繁、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灾害频发的原因既有气候因素，也有自然地理因素。南方经常受到洪水雨涝灾害的威胁，而西北部大约一半的国土面积为干旱半干旱区，经常影响到春播和早春作物生长。此外，局部地区的风灾、雹灾、虫灾以及动植物的病害，都可以导致农业的减产或绝收。

与农业的多风险联系在一起的是传统农业的低收入特征。传统农业是一种小农经济，它部分地参与市场，具有非常强的自给自足性，如恰亚诺夫所言：“农业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单位。”传统农业实际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动、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与小生产方式是传统农业的显着特征。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农业收入微薄与增长的缓慢。一般认为人地矛盾是导致农业收入低的原因之一，人口的增加使土地只能维持农民的最低生存，农民为了解决自己的家庭温饱的需要，获得所赖以生存的衣食之源，主观上不得不使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事粮食生产。农民的劳动动机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温饱。生产更多的粮食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农民生产的直接目的。在经营农业中，由于商品化程度低下，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一直相沿不变，在这种经营方式下，粮食生产的发展除了以精耕细作这种不断增加投入以求获得更多产品的发展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变化。由此，农业的低收入特征也没有变化。是否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和从自给自足向市场化的转变，农民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答案是否定的。农民不断地采用新的科技、由自给自足转变为面向市场，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实惠。这就必然会使农村劳动力向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领域转移。在调查中我们就这个问题询问了许多农民的看法，下面就是孟玲同志的一篇调查。

惠农政策留不住青年人。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落实，如今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路修到了家门口，农业直补、家电下乡等活动让农民得到了实惠，收割机、插秧机的普及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然而，种田的人却为何青黄不接？进步村年近六旬的农民老李在解释原因时用了三句话：“苦行当，钱不多，舍不得。”说的是种田是个苦行当，力气活，只有做惯了的人，对土地充满感情的人才能坚持下去；种一亩地能挣千八百还需风调雨顺天帮忙，遇上自然灾害本都捞不回来；舍不得就是现在老一辈的人视田地为根本，不忍心将地抛荒，对土地的感情难以割舍。李老汉的话代表了50后农民，他们经历过饥荒年代，几十年辛勤耕耘，与土地产生了不可割舍的情节，将种地当成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再困难也要在农村坚守着。

而80后小胡的想法却截然不同。他说，自己自从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现在在一家外企工作，月收入2000多元，家里的田地从来就没去过。即使每年两季大忙也没回来帮忙。他早就让父母将4亩责任田转给别人种，因为一年忙到头根本赚不到钱。当问到他农活懂几样时，他坦然道，基本不懂，也不想懂，更不愿去做。

“为何不让子女接班种田？”农民老贾的回答可能代表了大多数农民的实际状况。

“现在基本每家只有一个子女，不是上大学就是外出打工，加上这些年轻人从未下过地，有的连自家的责任田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要他们接班种田，不可能。大多数父母都疼爱子女，当初就没有让他们继续当农民的意思，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去城里找个工作，买套房子落户，回家时反成了‘亲戚’，难得回家一趟还要父母侍候着。”村民都说这种情况在农村十分普遍。

“现在政府有农业补贴，为什么还不能吸引年轻人回来做农业？”

“补贴的钱和打工相比太少了，不足以吸引人回农村种地。”

农民刘老汉家有两个儿子，现在全在外打工并在城镇安了家，夫妻俩都是六十开外的人，尽管身体都不好，仍种了7亩地。他说，“儿子们不会回来种地了，我们能种一天就种一天，到哪天不能动了就随它去了”。

二、农业劳动艰苦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踏着晨露出门，扛着夕阳回家”，这可能是我们在提到传统农业时在头脑中浮现出的场景。之所以有如此深的印象，并不是因它描述农业生产的浪漫情景或展示什么令人向往的田园牧歌，而是由于它表明了传统农业高劳动强度的典型特征。与农业的多风险和低收入相联系，农民倾向于扩大土地面积，在更大的范围广种薄收或精耕细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展示给我们的正是农民的艰辛，同时也暗示我们传统农业高强度的体力投入。高强度的体力投入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时间长，二是体力消耗大。传统农业之所以为传统，主要原因在于其机械化程度低，技术水平差，没有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主要依靠体力劳作。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艰苦的体力劳动，比如积肥并把它挑到地里，翻地、播种、除草、收割，以及在管理过程中的提水或担水抗旱，哪一件工作都是强度很大的体力劳动。遇到灾害则要付出更多的体力。农业劳动是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使农民的劳动比其他任何一项工作都更辛苦，而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农民的苦和累，多源自传统农业对体力投入的要求，可这高强度的投入却又只能换来如此微薄的回报。

黑龙江省穆棱市的邓津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农民的日子比想象中苦几百倍！”2003年，17岁的邓津由于家族生活所迫，初中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农民。他回忆自己第一次拿起镰刀参加秋收时的情景说。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三点多，我妈把我叫醒，给了我一个水壶，三个馒头，一根大葱和一袋咸菜，然后吃了点早饭，坐着牛车去南山，天还没亮呢。我在朦胧中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由于不会做农活，一垄地还没割完，手上已经磨起了两个大水泡。一壶水已经喝下去了一大半，衣服像洗过一样，完全被汗水浸湿了，手指也被黄豆荚划开了好多伤口。到了中午腰都要累断了，好不容易挨到了午饭时间，馒头有点干了，发硬。大葱，咸菜，干馒头，被太阳晒热的水，看看还没有收割的大片黄豆，我有种晕晕的感觉。短暂的休息后又拖着几乎透支的身体，顶着烈日开始了新一轮劳动。正午的阳光直射下来，仿佛要刺穿人的皮肤、肌肉、骨骼，然后将人体内部的所有器官烧毁。我就感到自己的皮肤像火烧般疼，汗水不停地流，一滴一滴落到豆地里……

“傍晚，妈妈驾着牛车，拉着装得满满的黄豆回家，我陪爸爸趁着天亮去割柳条，顺便挖些野菜回家喂鸭子。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已经快十一点了。爸爸上床后不到五分钟就传来了鼾声，妈妈在检查完一切后也休息了，第二天还要早起收豆子。

“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被烈日晒破了的皮肤在疼，被镰刀磨起的水泡在疼，被黄豆划坏的伤口在疼，走了一天路的脚在疼，吃干馒头的胃也疼，总之，身体都快散架子了。”

艰苦的种地日子和无奈的农村生活，让邓津产生了去城里打工的念头。

三、向往城市

前几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一等人是公仆，有吃有喝又有住；……十等人是农民，累死累活总赤贫。”无论是民谣，还是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农民都是排在最后，这是全社会都认可的事情。人的社会地位是人们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在二元社会结构体系中，农民作为一种身份被限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户籍制度等的限制和排斥，不仅使农民收入低、劳动辛苦，而且不能享受与其他群体平等的社会福利。加之农民是和土地打交道的，所以就与“土”联系在一起。“土包子”、“土里土气”等形容就成为农民的代名词。所以，没人看得起农民。随着改革开放对农民限制的减少和束缚的放松，农民开始获得了部分自由，政府还启动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阳光工程”，农村青年从此就把进城务工作为转变其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

调查发现，留在农村的年轻人主要是两种情况：家里实在离不开的人，如需要照顾老人，孩子太小需要照顾等，他们留在农村只是暂时的，等条件一旦允许，就会离开农村去打工。另一种情况是没有能力适应城市打工环境的人。

留在农村的青年往往被人看不起，“连打工的本事都没有，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他呢？”因此，“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就成为农村青年一致的价值观念。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即使在农村可以获得比打工更高的收入，农村青年仍然不愿留在农村。我们调查过一个承包大户，有70多亩地，经营繁殖果树新品种，由于经营有方，加之政府的扶持，每年的纯收入在20万元以上，这样丰厚的收入并没有留住一双儿女。女儿考上高等职业学校，在城里落户了；儿子没考上大学，在城里一家公司打工。工资均不如在家务农的收入，但他们对当农民不屑一顾。理由很简单：“农民太土，在农村没地位”；“农村太落后，我喜欢城市的繁华和丰富的生活”。可见，向往城市生活是农村青年离开农村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向来以“跳出农门”为荣，这也是千方百计地供子女上学的主要目的。提倡“学而优则仕”，多半也只是想脱离苦海而已。平日里老百姓喜欢用这样一句话来教育子女：“不好好学习，你就得种地！”这在无形中威胁着孩子要去好好学习，而学习只是想让自己离痛苦远点！这可能是最容易体验到的农业对农民的影响。站在土地上，心中却期盼着逃离，这是农业的另一个特征——“爱与怕的经济”。

文章|圣运律师

王优银

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传媒法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征地拆迁业务部首席大律师，近二十年法律服务经验，行政法实务专家。因在征地拆迁领域的突出贡献，多次被中央电视台CCTV新闻频道、CCTV财经频道、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政协报、南方都市报、财新网、香港有线电视台、亚洲周刊、英国BBC电台等数百家中外媒体采访报道。《中国律师》杂志、《中国律师网》特邀评论员，《第一视频》特邀评论员，参与立法活动，为多个行政立法活动提供建议和意见。 荣获“2013年度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律师”、“2015年度最受媒体欢迎律师”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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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优银组建的圣运行政法律师团队成功办理了中国千人诉省市区政府案件、三峡千人移民案等大案要案，诉省级政府及财政部、国土部、工信部等国家部委胜诉五十余案，为中国诉省部级政府胜案最多的团队，致力解决行政纠纷、打造中国行政法律业务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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